南朝
龙泉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，吸取越窑、婺窑、瓯窑的制瓷经验，开始烧制青瓷。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“永初元年”（420）墓葬品中有青瓷“鸡首壶”、“鸡冠壶”、“莲瓣碗”等8件青瓷，皆灰胎青黄釉，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。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，操作简单，制作粗糙。
宋代
经五代至北宋早期，龙泉窑业已初具规模，大窑、金村、安福等地已发现当时窑址49处，仅大窑（琉田）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。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，皆淡青色釉青瓷。胎壁薄而坚硬，质地细腻，呈淡淡的灰白色。该时期以烧制民间瓷为主，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。宋代庄季裕《鸡肋篇》谓：“处州龙泉县……又出青瓷器，谓之乞讨色，钱氏所贡，盖同于此。”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龙泉至青田的在溪大规模疏浚整治。水上交通的开发，使龙泉窑沿大溪从南区向东区延伸，为龙泉青瓷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[1]。
南宋
全国政治、经济中心南移，加之北方汝窑、定窑遭战争破坏和越窑、婺窑、瓯窑相继衰落，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，鼓励外贸，因之龙泉窑进入鼎盛阶段，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，窑场达260多处，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。窑场最多最密、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、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，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，大窑村后有土名“官厂”地，民间传当时有“京官”住此监造青瓷。城东梧桐口村至武溪村有南宋窑址40余处。其时，龙泉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。
元代
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，产品品种增多，器型增大。从南朝鲜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，此时龙泉青瓷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。龙泉境内瓷窑发展到330多处，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，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；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，还发现仿“哥窑”产品。从元大都遗址发现的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（大窑村）、源口、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纹饰中，有元代官府用文字“八思巴文”，文明除了大量的民窑外，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办窑场，烧制供奉朝廷器皿。后期，随着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，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。其时青瓷器的胎骨逐渐转厚且较粗糙，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，釉层减薄，器品釉色青中泛黄，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。
